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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应支持好奇心驱动的科研
刚刚公布评选结果的2011年诺贝尔医学奖让中国人格外关注，因为前不久，素有诺贝尔医学奖“风向标”之称的国际生物医学大奖“拉斯克奖”，由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虽然屠呦呦最后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但由此引发了国人的热议不断。而公众和媒体最开始关注屠呦呦，可能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的一篇博客有关。这篇博客介绍了屠呦呦和另外一位中国科学家的成就和事迹，希望国内和国际学术界能够对他们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认可。有人说，饶毅是故意把自己放在“推荐人”的位置上，让别人觉得屠呦呦获奖和自己对她的关注有关。对此，饶毅在我们的采访中这样回应：“我既不是推荐人，也不是评委，只是他们曾经间接来问过我，因为有些人知道我在研究青蒿素的历史。所以这件事不是我推动的，还是有其他的人认可，我没有在任何文字载体上说过这样的话，只是别人在想是不是有我的原因。我只是希望世界认可他们，而且他们年纪很大，所以荣誉要在比较近的时间内给他们才好。”
2007年，时年45岁的饶毅从美国西北大学归国，出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舆论将他的回归与上世纪50年代钱学森、郭永怀的回国相提并论，因为他们都是在海外成名后，壮年归国效力的科学家。早在回国以前，饶毅就曾多次撰文关注中国政府的中长期科技规划，并直言不讳地提出过批评和建议，对于国内的科研发展，饶毅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观点与见解。
回国只因归属感
许戈辉：你回国的时候曾产生过比较大的轰动，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压力，比如说要在多长时间内拿出什么样的学术成果才能服众？
饶毅：我知道自己在国内能做哪些工作，所以没有这种压力。毛主席当年希望我们国家发展多快好省，可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只能在“快”和“好”中选择对自己来说更重要的，我没有选“快”，我选“好”，我希望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最后，能够留下长期有意义的东西。我以前就按这个原则在做，比如有一个国际学术会议，我做了十几年，我不需要别人知道。其他的事情也一样，我要做教育改革，支持年轻人专注科研，不要去专注社会关系，我自己的研究也转变了方向，这些都要花时间。回国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自己在中国的研究会做得很好，会比在美国更好。
许戈辉：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学术研究环境比不上美国，为什么你会这样说？
饶毅：这是我对自己的学术的判断。这个环境取决于你要“大环境”还是“小环境”，以及你自己怎么做。因为如果我把自己的实验室、学生这个小环境搞好，有时候可能比大环境还重要。
许戈辉：在以前的概念里，说到在国外已经非常成功的人回国，经常会用到“奉献”甚至“牺牲”这样的词。
饶毅：我之所以做出回国的决定，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是归属感；第二，我觉得在中国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第三，从国家到学校，中国对我们的支持很好。我自己觉得这样的工作很值得，这样的生活很有趣。
许戈辉：遇到过阻力和困难吗？
饶毅：我觉得阻力和困难不在于做自己实验室的学术，在北大、清华这样的单位，做科研的阻力和限制都不在于外界，而在于自己有多高的智力、多大的决心、多强的耐心。我回国后遇到的主要阻力困难在于改革和文化。
自我认同·创造力
许戈辉：家人跟着你回来了吗？
饶毅：我儿子跟我回来了，他回来的时候9岁半，实际上我回国的时间跟他的年龄有关系。因为我认为孩子特别是男孩子，应该在中国长大，这样对他比较好。
许戈辉：为什么？
饶毅：他要做有强烈自我认同的主流，不要做少数民族，做少数民族会经常想要去适应别人，一去适应别人创造力就减少了，要做自己才敢提意见。华人在外面很少提意见，因为他老想着要去融入，他认为别人才是主流，要看别人喜欢什么才去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许戈辉：缺乏自我认同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饶毅：比如我儿子在五六岁的时候，不要吃Chinese food，要吃English food，不肯讲中文，一定要讲英文，我觉得这样对他是不好的，所以我让他回来。我觉得大家说的中国的教育问题那些东西是次要的，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认同感是个人很关键很核心的问题。
许戈辉：说到创造力，现在国家非常强调科技的创新能力，以你专业的学术眼光看，我们的环境和制度方面有哪些东西束缚、禁锢了创造力？
饶毅：我觉得我们要对好奇心驱动的科研给予明确的支持，这对我们很重要。国家以前的发展因为经济能力有限，都是先学一点东西，帮人做生产，而设计和思想是别人的。如果我们不做很多超前性、根本性的研究，即使有经济实力，也只能获得有限的尊重，人家会觉得你只是财主。我们想要做世界强国，就一定要有超前于别人想到的东西。英国是这样的国家，最早是牛顿那一批科学家，他们做好奇心驱动的研究，实际上那些研究并不能马上生产出任何产品和获得经济利益上的回报，但是有这些英国才会在以后变成“日不落帝国”，对自然的好奇衍生出他们国力的增强。
许戈辉：这个分析很新颖，也很深刻。
饶毅：美国在19世纪的时候也是以做应用为主，20世纪以后他们开始注重好奇心驱动的研究，一直在往前走。苏联之所以能够跟美国抗衡，也是因为他们对科学极端崇拜。瑞士是一个不到八百万人口的小国，四万平方公里面积，我们科学的诺贝尔奖是0个，瑞士一共有21个。这些国家都是做了很重要的前缘性的研究，所以我们国家也要做这些事情。要做这些事，必须有创造性的人才。
许戈辉：培养创造性人才的关键是什么？
饶毅：我觉得需要在四个方面做努力：发现特色、不避争议、支持青年、坚持理性。发现特色的意思是，我们从中小学到大学，都是以总分来选拔人，这对整个社会影响太大了。各科考试成绩总分高是一种特色，但是有些人偏科，有些人的能力在功课里面反映不出来，比如很有勇气、很有组织能力、很能办事，这些在考试里面体现不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各种其他的方法来鼓励发现和发挥不同人的特性。如果不懂发现特色，那么当年出不了孟德尔，出不了钱学森，也出不了华罗庚。用总分衡量并不是真的公平，既然要数学家，我们就希望他数学特别好，他文科就是零蛋我也要他。没有一个人是样样都杰出的，每个人的杰出都是在某些方面甚至某一个方面，所以我们在体制上、具体做法上，都要在特色人才上下功夫。保护争议也一样，越超前的工作争议越大，可在中国文化里都希望少有争议，但争议越少进步就越小，争议是进步必然伴随的一件事情，所以在科学上一定要允许、支持争议。支持青年的意思是不能说谁年纪大谁就是权威，他的观点就不能违反不能讨论，如果这样做年轻人就出不来。在批准一项科研项目的时候，一定要把申请者的年龄差别给排除掉。最后，一定要有坚持理性作为保证，否则前面三个事情就可能做乱、做歪、做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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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25 14:15:59
